初秋的重庆,仍暑气蒸腾。穿过上清寺中山四路参天的黄葛树荫,矗立于嘉陵江畔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映入眼帘,一群中学生正有序排队入场。

“课本里讲的抗战前后事迹,我在这里看到了历史发生的地方。”来自四川的高一学生黎阳指着陈列馆入口处的大型群雕兴奋地说。这座名为《1945·毛泽东在重庆》的群塑,生动再现了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与各界民主人士广泛接触、共商国是的场景。

“自2024年扩容升级后,陈列馆已接待观众近95万人次。今年暑假日均接待游客近2000人次。”陈列馆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待的游客中青少年居多。这里不仅有历史遗址,也有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团结合作光辉历程的宏大展览,是年轻人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鲜活教材”。

但鲜有人知的是,陈列馆所依托的特园,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统战阵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壮大的重要见证地。

这处私宅,为何抗战期间被称为“民主之家”?

陈列馆内的大型群雕《1945·毛泽东在重庆》。 何蓬磊摄

特殊的统战大舞台

始建于1929年的特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因鲜英字特生,故名为“特园”,又名“鲜宅”。特园占地七十余亩,建有达观楼、平庐、康庄等十余幢建筑,其中康庄至今保存完好。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大批爱国志士、学界名流抵达山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周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年很多社会贤达都曾经常光顾特园,其中既有政府要员、外国使节,也有民主人士、工商业巨子。

比如,冯玉祥长期寓居康庄2号楼,将此作为他在城内的办事处与住宿地;荷兰、意大利的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也租住在特园内;梁漱溟等都曾常住特园。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回忆说“家父在重庆时,是特园的常客”,“我本人曾去特园探望父亲,正逢丰子恺先生来访问家父,那时特园贵客盈门,车水马龙的盛况,至今尤有印象”。

鲜英的曾外孙隆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当时出入特园的宾客川流不息,有时一天多达上百人,鲜家为了招待他们,就在家中摆上“流水席”,从早开到晚不间断。抗战时,《新华日报》曾报道特园,称其“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在这种氛围下,特园因缘际会成为重庆民主运动的大本营。”周勇说。

今天,在特园旧址康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碑体呈M造型的纪念碑,碑体上竖排镶嵌着十一个金色大字——“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纪念碑”。

1941年3月19日,一场秘密会议正在特园举行。黄炎培、张澜等爱国人士在此召集会议并达成共识——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联合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张“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

民盟成立后,总部长期设在特园,张澜等民盟领导人也经常在特园开展活动,促进团结抗日。

除了民盟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诞生在特园。

中共党史专家胡绳曾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中指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力量主要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周勇认为,两个民主党派在特园成立,是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中间势力转向进步势力重要的政治行动。“特园虽然不是有意承担这样的角色,但是无意中提供了场所,让中间势力完成了中立然后向左的转变。”

特园不仅是民主党派重要的诞生地,还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特殊大舞台。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时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回忆说,第一次到特园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非常适合作为中共与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场所。

多年后,鲜英的七女儿鲜继根对周恩来当年在特园工作的情景记忆犹新。“(周恩来)有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来,有时会议较长,他又要忙于处理其他事务,不得不离开几个钟头,再回来继续参加。好在周公馆在曾家岩,特园在上清寺,相距不过一站汽车之遥。但重庆是山城,特园建在小山坡上,要走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他赶得气喘吁吁,坐下稍事休息后就开始发言,辛苦已极。”她说。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在短短45天的时间内,毛泽东三度光临特园,留下了一段共产党领导人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共商国是的佳话。

第一次是8月30日,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就光临特园,同张澜、鲜英恳切长谈,阐释中国在战后的政治主张。

第二次是9月2日,民盟领导人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毛泽东深情感慨道:“我也回到家了。这里是‘民主之家’,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民主之国!”宴后毛泽东应鲜英之请,挥毫写下“民主在望”四个大字,使在座者深受鼓舞。

第三次是9月15日,毛泽东去特园向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张澜向毛泽东建议公开谈判内容,得到采纳。当即商定由张澜给蒋介石、毛泽东写一公开信,要求公开国共双方的谈判,以便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下,促使谈判成功。

续写“民主之家”

一处私宅为何能书写这段统战传奇?在周勇看来,这与特园的主人——鲜英有很大关系。

鲜英是四川西充人,幼年家境贫寒,后投身军旅,曾在四川军阀刘湘手下任川军参谋长、师长兼重庆城防司令等要职。1938年刘湘病逝后,鲜英弃政从商。鲜英极具经营天赋,加上在川渝军政界人脉资源深厚,实业办得有声有色。

鲜英性情豪爽、结交广泛、仗义疏财,有“当代孟尝君”的美誉。鲜英早年曾是张澜任教顺庆府中学堂时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是张澜担任川北宣慰使时护卫营的支队长,深受张澜进步思想的影响。

抗战期间,为了限制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国民党密令重庆的公共场所如青年会、抗建堂、西南实业大厦等,不得租借给中共作为活动场所。当时,南方局迫切需要在重庆找到一个便于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人士的公开阵地。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园进入了南方局的视野。

特园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位于上清寺的嘉陵江畔,占地广阔,雄踞山顶风光宜人,毗邻国民政府,张澜、冯玉祥、梁漱溟等军政文化名流长期寓居特园。同时与曾家岩周公馆,以及张治中、戴季陶、潘文华等政要宅邸相邻,便于联络。

1938年底,在董必武陪同下,周恩来专程到特园拜访鲜英。会见中,鲜英慷慨地说:“特生久有报国之志。今天周先生、董先生推心置腹申明大义,我义无反顾,一是愿意,二是不怕。”

“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刚到重庆,力量比较弱小,鲜英能这样做,很不简单。”周勇评价说。

董必武曾称赞特园是“民主之家”。1946年5月,离开重庆前夕,为了表达感谢之意,冯玉祥写下“民主之家”4个大字送给鲜英;张澜则赋对联“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扺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鲜英的曾外孙隆准,现在是民盟重庆市渝中区委会副主委、特园支部主委。几年前,他在重庆渝中区中华路开设了一处书斋——“特园书房”,定期举办读书会、文化沙龙。书斋正中显眼处悬挂着一块一比一复原的“民主之家”匾额。

他说,他希望书斋能重现特园当年的盛况,把曾外祖父为国利民、奔走国是的品德传承下去,把特园“民主之家”的精神发扬光大。

书斋三公里外,依托特园旧址修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

如今,陈列馆在特园旧址布设展览“民主之家——特园历史故事场景陈列”,复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会场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会场、张澜卧室及会客厅、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夫妇居住地等多个场景,再现发生在特园的统战历史故事。

从特园到陈列馆,从“民主之家”到教育基地,陈列馆副研究馆员赵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变化背后是统一战线的时代传承,体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对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在隆准看来,如同当年南方局的统战舞台,特园在新时代也将实现从公馆府邸到精神文化的升华,并以博物馆、纪念设施等新的物质载体长存于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总第1204期作者:蔡如鹏 刘相琳)